我的疼从来忍着，他从来写在脸上。

零三年末，主唱在南方站稳了脚，李哥和我相继跟了过去。

同样是这一年，戴端阳结束了交换期，比我更早一步离开了这座城市。

我一直滞留到元旦的前一天，才背着大包小包，费力地挤上火车。

随着车厢晃动的节奏，坐在我对面的中年人像小鸡啄米似的打着瞌睡，我一手抓着椅子的扶手，一手紧搂着行李，听着窗fèng里扑进来的风声，昏昏欲睡地坐着，每当要睡着的时候，又会忽然一个激灵，拾起头，四下张望一圈。

窗外是陌生的风景，身边是陌生的人，广播里突然传来播音员恭祝新年的声音。

我把袖子挽起来，看了眼手表，这才发现已经过了十二点，二零零四年已经来了。

早上火车到站，李哥手上夹了根烟，已经在车站口等了我好一会。

看到我摇摇晃晃地出来，李哥接过我两样最重的行李，走在前面带路，马路上车流穿行，到处都是像我们这样南下打拼的人。

到了地方一打量，发现李哥临时下榻的地方比我想像中还小，靠墙放着一张铁c黄，一个铺好的地铺，吉他、播音器、效果器、电线、乐谱架，还有敞开的吉他套摆满一地。

他坐在扩音器上，从杂物堆里挖出一个电话，拨了主唱的号码说接到我了。

在这几分钟里，我去厕所洗了一把脸，墙上的镜子缺了一个角，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湿漉漉的面孔，眼睛下面两道青黑色的阴影，薄嘴唇发乌，连忙又掬着冷水使劲搓了两把。

从厕所出去的时候，李哥那通电话还没打完，他用手指了一下，示意我去看c黄上那叠日程表，两周一次的走秀，四、五家酒吧、夜总会、歌厅的驻唱，还有零零碎碎的散单，满满的行程安排像拉磨的骡子一样转个不停。

李哥挂了电话，看了我好一会，才说：「睡一会吧，明天开始工作。

」他顿了顿，又接了一句：「在这边闯出个名堂来。

」我随口应了，任他在我肩膀上狠狠拍了两下。

半年不见，我以为李哥会多少富态一点，没想到他又瘦了一圈，我不知道他干嘛这么累，又不是活下下去了。

可几个月跑下来，渐渐地我比他还拼，活得比他还累。

每天日夜颠倒，拿泡面填肚子，唱完一间就搭车去下一间。

我想交房租，想要把好吉他，我想学主唱在市中心买套房，我想存点钱，等唱不动的时候治病养老，顶多苦一年，最多两、三年。

谁能想到存了六年，我仍然在过日夜颠倒的日子。

都二十八岁了，仍然蹲在化妆间的角落，用筷子挑起泡面，侧着脸往嘴里送。

外间巨大的音乐声咚咚咚敲击着耳膜，连地板都微微颤栗，一拉开门，就被惊天动地的重金属摇滚乐包围，贴满了玻璃镜片的反光球缓慢地旋转着，转得人分不清东西南北。

我握着吉他上了台，站在鼓手后面试音。

大家都挤在舞池，跟着音乐扭动胳膊，大跳贴面舞，一旁的吧台和餐桌反而空了出来。

只剩下一个人还坐在靠近舞池的雅座，专注地看着一张菜单，玻璃茶几上cha着假玫瑰的花瓶恰好遮住小半边脸。

我站着的地方正对着他的座位，就多看了几眼，只觉得越看越眼熟。

领班路过台下，见我还在台上发怵，扯着嗓子骂了我几句。

那人听见声音，刚好抬起头，舞池里一束灯光扫过，把他的眉眼照得格外清晰。

领班又推了我一把：「钱宁，你……」我突然反应过来，把演出用的西装外套往她怀里一塞，拎着吉他，慌不择路地冲向后门。

我并不想这个时候遇见他。

在我只剩最后几个月的时候。

李哥凌晨四点才回，躺下就睡，醒来后接了个电话，径直走进客房，沉下脸骂了我几句：「钱宁，你怎么回事，半途落跑？」我知道他有客房的钥匙，闷不作声，他又推了我两下，眉头紧拧着：「生意不想做了？」我摇了摇头，坐起来，绕到厨房打了两个荷包蛋。

李哥单手cha在口袋里，在厨房门口看了一会，忽然说：「昨天就算了。

今晚这家给的钱多，别再砸了。

」我这才点了一下头，把饭菜端给李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