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绝大部分的诈骗同行相比，我的人生经历其实还算是挺顺利，最起码我开窍的过程是很快的，原因在于我的认知颠覆几乎都是在瞬间发生的。

颠覆我认知的一共有两个关键的事件，一个是在云阳煤矿我亲眼看着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朋友的重要的人死在自己面前，另一个则是我在南洋娱乐城认识了一个漂亮女人。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带着从云阳土赌场顺来的几百块钱，从云阳新兴坐火车辗转到了南洋，希望通过陈品志在云阳新兴建设银行帮我打听到的银行账户的开户地信息找到开户人张智勇，然后向他问出我哥哥的下落。

这是我唯一的线索。

已经八月底，南洋的天气还很闷热，火车站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无数南下的打工人聚集于此，很多人为了节省住宿费，便在车站的广场上随便找个空的角落，枕着行李就睡觉。

人员混杂，三教九流的人汇聚于此。

当时的南洋火车站很乱，全国各地的帮派在此乱斗，争抢地盘，有时甚至因为几句口头争执都能大打出手，打架流血事件几乎天天都会发生。

听说当时全国闻名的斧头帮就有个大哥在这里被一个关外人劈了脑袋，从此两帮人结了仇，后来据说好像还间接影响了南澳的黑社会格局。

可以说，普通人在火车站方圆五公里范围内的每一步，都有可能踏进深渊。

南洋很大，要在这么大一个城市打听一个人的消息无异于是大海捞针，更何况我现在对于该如何查起还没有任何头绪该，因此我很有可能要在南洋停留很长时间。

但身上的钱是完全不够我长时间待在南洋打听张智勇的消息的，所以我决定先给自己找个正规工作，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然后再做打算。

吃了在云阳煤矿没有经验的亏，这次我长了些记性，准备先去车站周围摸下底，先了解情况了再做打算。

火车站广场附近就有不少大巴车在招工，车门处支个牌子，直接拉人介绍工作，不过大部分写的都是招泥瓦匠或者一些干体力的活儿。

也有看着正规一点的职业介绍所，有一个正经店面和一些员工，里面倒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工作，但是要求也高。

在车站走走看看，观察了两天，我发现了一些规律，其实务工人员也是有区分的。

一些穿着邋遢、带着大件行李的，就会被默认是干体力活儿的，找他们的几乎只有建筑工地、搬运工人，或者一些很脏很累的活儿。

而另外一些穿着干净的，就会被房地产公司或者中介机构争取。

女人的话，长得丑一点会被问要不要当保姆或者进纺织厂，长得漂亮的选择就多了，比如说当酒店服务员或者公司前台。

当然，不同的工作能给的报酬也是不一样的，有的能有成倍的差距，比如做体力活可能就只有三十块钱一天，给的多的也就四十块钱，而一些房地产公司招人都是给的月薪一千五百块钱以上，有的还有销售分成。

因此，可以说外在形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别人对你的判断，也影响着自己以后的工作报酬。

我从云阳逃出来的时候浑身破破烂烂的，穿的跟个逃难的一样，如果就这个样子去找工作，八成又是被送去卖劳力，扔到哪个建筑工地去，这种工作不仅累，而且对外接触少，不适合打听消息。

盘算了手里还剩的那点钱，我还是决定先给自己换身稍微好点的行头，人模狗样才不容易被人欺负。

于是我到火车站对面的商场里，咬咬牙给自己买了套金利来，一件立领的白色衬衫和一条卡其色休闲裤。

试衣服的时候看到了自己鸡窝一般的头发，于是又到商场附近一家装修时尚的发廊，花了二十八块钱做了个洗剪吹全套，设计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

理发师揭掉围布的瞬间，对我说：“靓仔，类好像电影明星。”

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捯饬捯饬后，我照了照镜子，确实还挺帅，有几分我哥的影子。

剩下的钱也就只够我几天吃饭了，不赶紧找份工作，我在南洋怕是生存都成问题，更别提找我哥了。

于是从理发店出来后，我径直去了火车站不远的站台路，这条街都是找工作的，想着抓紧时间过来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