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

的人。

我有点担忧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

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

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

，以为“相当”

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

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

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

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

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

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

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

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

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

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

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

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

，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

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合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

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

“怎么辩解？”

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