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观那些诗词的时候，不管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如何请求前面的人们大声朗读那些诗词，无论我如何冲动地想为大家念上一段，但我在广场上却始终一声不出。

我有个人们熟悉的面孔，人群中又一定混进了许多便衣，我害怕再招惹麻烦。

虽然我不是个斗士，但一连十多天，我的精神始终处在亢奋之中。

一踏进铺着方砖的广场，我的呼吸顿时舒畅起来。

广场上的人们，互不相识，但常常会心一笑，无比亲切。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彼此称呼了那么多年的“同志”

，可唯在1976年清明期间的天安门广场上，我才找到了“同志”

的真正感觉。

可惜好景不常，“天安门事件”

终于遭到了镇压。

不久，有人揭发了我在天安门广场照相的事情，我又遭到问话。

那时播音组的负责人是白钢，他是位共产党员，一个很讲义气的汉子。

自他从北京广播学院调到电视台后，与同事关系始终十分融洽。

白钢奉命来问我“四五”

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照相的事。

我知道他不过是阳奉阴违地应付上级而已，所以，先采取了“拖”

的战术，企图不了了之。

白钢也不再追问。

过了一段时间，白钢又来问起此事。

我知道一定是上面又找他问话了。

白钢绝不是个整人的人，所以我敢毫无顾忌地打听他究竟要向哪位领导回话。

白钢竟对我交了底。

据我平日的感觉，他得回话的那位老章，对待“四五”

运动的态度，也一定是个阳奉阴违应付上级的人物。

白钢告诉我，我说什么都成，只要给他一个向上面的回话就行了。

位于南礼士路的中央电视台距天安门广场仅为大一路公共汽车的两三站之遥，“四五”

期间，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没去过天安门的，大家都特别热衷悼念周总理，影射“四人帮”

的诗词。

在那个说了实话就得倒霉的时代，我沉吟了半天才说：“电视台在西城，我家住东城，每天上下班我都得从天安门前经过，这能算去了天安门广场吗？谁揭发我在广场上照了相，让他来和我当面对质吧。”

其实，我那时住在北城，回家根本不必途经天安门广场，但我根本不为自己说了谎话而惭愧丝毫。

当时由“四人帮”

把持的官方新闻机构，明文通知新闻工作者不许去天安门广场摄影、录像和拍摄新闻照片。

为了给“四五”

运动这样一个大事留下一点史料，我确实去天安门广场拍了照片，但我料定那位揭发我的人不敢和我当面对质。

十年了，我再也不是“文革”

初期那个人家一吓唬就实话实说、越说越给自己找麻烦的“现行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