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三十岁那年，真的懂了父亲的话，我就应该说：“你去美国吧！

家里有我照顾，即便将来受到政治牵连，我也不怕。

我们相信你，爸爸！”

我没有这么说，我洗碗去了，我把沉默而含糊的背影给了爸爸。

从某种角度来说，父亲的意外死亡，我是有一定责任的。

可是这种话我无法说出来，说出来谁都会觉得荒唐，母亲也一定不高兴，所以，我只有哭。

我父亲戴眼镜，却也戴大斗笠，穿中山装，却又挽裤腿打赤脚，活像个伪装的农民伯伯。

他黢黑的皮肤，巩膜浑浊，对待小孩和小动物特别和善和宽容，做事情认真，耐心得出奇。

无论是短暂的寒假，还是漫长的暑假，我和弟弟，还有上官瑞芳，都在父亲的小麦试验田旁边度过，经历着小麦的播种，出苗，上肥，锄草和收获。

父亲戴着他上过桐油的大斗笠，手持放大镜，酷似在麦地里寻宝。

附近农村的妇女在远处踩水车，田野的风把她们水车的咿呀声一阵阵地传过来，她们寻常的说话声默默消失在田野里，而尖锐的笑声和突兀的骂声，深深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打湖草的农民，赤身裸体，晒得像泥鳅，从他们自己农田的田埂上走过，瞥见了我和上官瑞芳，就赶紧背过身子，用双手捂住裆部，阳光在他们的肩头和屁股蛋上闪闪发光。

我们三个孩子故意放声大笑。

弟弟总是喜欢咏唱他酷爱的歌谣：“报告班长，屁股发痒；请假三天，越挠越痒。”

父亲严肃地批评我们说：“不要嘲笑贫下中农！”

父亲麦地的周围，环绕着茂盛的狗尾巴草。

我们把狗尾巴草做成环状的圈套，将两个圈套套在一起，两个人同时用力一扯，谁的狗尾巴草断了，谁就输了。

输家就得答应赢家的三个条件。

最初一段时间，我和上官瑞芳总是输给弟弟。

输得我们气急败坏。

我们以为是女孩子的力气比男孩子的小。

父亲发现了问题所在，他对我和上官瑞芳面授机宜：关键在于挑选什么样的草。

我怎么能够忘记那些满天晚霞的明丽黄昏呢？在田头，父亲带领我们仔细地辨别与认识着狗尾巴草。

从此，我们骄傲地知道了，我们这一带，大多是早熟禾科看麦娘属与狗尾巴草属，而父亲麦地的四周，是父亲特意栽种的大看麦娘品种，是从欧洲过来的，它们与本地的小看麦娘杂交之后，产生了植株适中的最强壮的杂交看麦娘，这便是弟弟精心挑选的看麦娘，所以它总是能够获胜。

只有普通老百姓才通称这些植物为狗尾巴草。

其实环绕在父亲麦地四周的所谓狗尾巴草，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看麦娘。

看麦娘所有的草穗子都回护着麦地，无论日出日落。

“看麦娘”

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和上官瑞芳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