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李敖就是好的例子。

“大家”

则相对于自己而言——他不必有那样的责任、使命意识，有点子语言天赋、悟性和勤奋，写成红极一时的人物了，所写的东西质量很高，精致有味，当得上上品，内容上却都是吃喝玩乐，谈人生、谈理想那一类，非常人性化，触及到了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写得松弛、传神，让读者意识不到他们在什么地方着力了，“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

，看似不疼不痒、可有可无，却经久耐用，“给人智慧，让人舒适”

，适于一切年代作消遣用。

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都是这样的。

具体到贾平凹，他选择哪一种风格，有他能力、性情、条件上的限制，同时，环境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到。

这些都是应该能为众人理解的。

怕只怕作者写作时，有意遮蔽什么、歪曲什么，或者尽拣好的说，不敢讲真话。

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他不过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帮忙”

和“帮闲”

文人而已。

你看他描写商州的那系列性的散文，什么《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还有什么《在米脂》、《走三边》之类，写的都是些穷得连兔子都不去拉屎的地方，在平凹笔下，却美得让人忘怀流连，其风物与民众，原始而淳朴，山人都过着安详宁静的生活，桃源诗般，“欢得像风里的旗”

。

连偶尔涉笔到的、掩盖不住的苦涩和灾难，都被作者填满的诗情画意涂抹了。

这时，他倒真像那个衣锦还乡的子路了——把看到、听到的全当成他的研究资料，一副局外人心态，一个“过客”

的心态，于是在他细致曲折地刻画着的乡民环境的风情画卷之后，就有了一些“讴歌”

出来：

别以为这块土地上，有着污水，腐叶，牛粪；我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却正使土地肥沃起来了。

别以为我的身边挤满了荆棘，藤蔓；我说，这些恶劣的玩意，却正使我努力地长直躯干了。

…………

你知道吗，我是什么？我就是我，社会主义。

中国便是我身下的这块土地。

栽我培我的只有你啊，农夫，我亲爱的党。

用贾平凹的尺子衡量，所有恶劣的玩意、所有苦难、所有不幸、所有冤屈……全有正向、积极的意义，都值得歌颂。

不过，它暗含了一个极大的黑洞或误区——隐匿了作恶与犯罪，为坏蛋和大大小小的历史罪人，预埋下开脱自身罪责的退路。

你可以说“文革”

如何如何罪恶，但就是找不到作恶的，或一把推给“四人帮”

，其他人处身其间，则是为能历练出来，“长直躯干”

的——要不是这几号人作怪，说不定我们的“躯干”

这生都长不直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