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的教育及其阅读、阅历，还未能帮他确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精神。

既然这样，那么我们还能期待他提出什么“理想主义”

来呢？

诺贝尔曾留下遗愿，说自己的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

。

从这方面说，莫言的“理想主义”

究竟在哪里呢？

他的生命力和所谓“酒神精神”

，都是些提不起来的零碎。

而面对真正的历史问题时，他却回避了，“躲”

起来了，“藏”

起来了，“掖”

起来了，连亲身经历过的“文革”

都不敢正面写、正面碰了，不约而同地与其他“作家”

一道，“画地为牢”

，圈定了能写的范围。

这兴许说得有点苛刻，但长期物质、精神上的赤贫状态，确乎使他整个人，还更多地停留在较低层次的追求水准上。

记得曾有人问他，如果你拿到诺贝尔奖，那笔一百万的奖金，想怎样花，莫言答道，要拿它买座大房子，带洗澡池子的，能每天在里面搓澡。

这或许有点调侃了，但从某个侧面，不也透露出作家生活的状况与趣味来了吗？

同样当过兵的作家刘震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说起莫言的一桩事，让我久久难忘。

他是这样说的：

〖htk〗〖gk2!2〗莫言在部队比我混得好，他都混上了军官，我是当了几年兵就复员了。

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其实很简单，一般当兵的，都是连长在的时候，或者排长在的时候赶紧扫地。

他说我呢，是在连长不在的时候扫地。

他说我们那个连的厕所都是我掏的，我专门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掏。

但时间长了，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知道了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的憨厚、可靠，所以就能提干。

我觉得他在部队的收获比我大啊。

这段话十分传神地描画出“早熟”

的莫言，他的适应外界环境的机心、“智慧”

与大聪明，以及在那段特定环境下，在严酷的竞争和“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