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自1988年以后多次强调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多搞些机械论、实证论的工作，虽然于整个文学界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于她自己却有矫枉过正之嫌——其结构的严谨缜密与血肉丰满的存在关怀之间，一种深刻的裂痕在逐渐加深。

究其原因，大概和作家精神资源的贫乏有关。

尽管王安忆在小说的物质逻辑层面能够层层推进，超越了“了悟”

式的一次性完成的简陋思维，但是她的精神思考和价值体系却仍是一个单线条的、非纵深和缺少精微层次与深刻悖论的存在，因此其小说会呈现出与强大的逻辑性不相称的精神的简陋。

小说说到底还是精神格局的外化，“逻辑推动力”

等物质形式只是精神格局的产物之一而已。

小说家在学习域外杰作的过程中，如果不扩展精神的广度与深度，而只在物质形式上打转，恐怕就会上演现代版的“买椟还珠”

。

于是，王安忆那种属于“艺术的异化”

的成分——那份存在焦虑，就在滔滔不绝而又隐讳躲闪的倾诉中，消解了。

焦虑被消解的结果是：艺术创造对既定秩序的遵从——遵从现实的“合理性”

。

固化的社会生物学视角

对王安忆而言，精神超越之路表现为一种带有乌托邦抒情色彩的倾诉，这种倾诉的精神脆弱性导致作家最终对现实“合理性”

的遵从；与此并行不悖、甚至互为因果的是王安忆对世俗叙事的痴迷。

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精神超越的线索逐渐隐没在世俗叙事的线索之中——越到后来，对世俗生活画卷的精细描摹在王安忆这里越上升到价值性的高度，而对个人精神维度的追寻则越最大程度地退隐。

王安忆的世俗叙事就题材而言，都是市民生活的“边角料”

，那种以宏大事件为题材的宏大叙事不是王安忆的风格。

在这种叙事中，王安忆展现人类关系和生活表象本身，将精神意义“悬置”

了起来。

于是这些“边角料”

便具有了生物学意义的永恒性质。

对这种永恒性质的人类关系的描述和占有，就是对永恒的占有。

这也许是王安忆充满虚无之感的写作生涯的潜在慰藉。

我们甚至可以将王安忆文本中的“时代生活”

挖空，总结出几种基本的人性关系：

1）情爱与性爱。

在纯粹的物质关系（性）中，人与人之间能走多远？《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从两个相反的方向作出了探索。

情爱是什么？《锦绣谷之恋》说，情爱就是一个更新自我的舞台，等到这幕“婚外恋”

的布景撤去，重回到往日的生活秩序时，一切又如春梦了无痕；《荒山之恋》因为主人公们的性格，得出这样的认识：爱情产生于“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正与她此时此地的心境、性情偶合了”

；爱情其实是“对自己的理想的一种落实，使自己的理想在征服对方的过程中得到实现”

。

《香港的情与爱》把一个地点“香港”

设定为这场情爱的性质，于是在这个漂泊不定的地方，“情爱”

由“物物交换”

的关系（男人要求女人的性和陪伴，女人要求男人的去美护照）逐渐变成愈来愈深的恩义亲情，这全是因为同是天涯漂泊者的共通心境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