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遗憾的是，如此清醒无畏的精神光亮，在王安忆后来的作品里竟杳不可寻。

有时，她沉浸在世俗生活的表象之中，以摆脱她在向精神腹地掘进时焦灼不安的虚无之感。

而在她津津乐道于张长李短市民琐事的同时，她的超越渴求又驱使她寻找永恒精神的归宿之地。

这种精神超越冲动，使她写下诸如《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叔叔的故事》、《伤心太平洋》、《纪实和虚构》等作品，出示了一个否定既定秩序的艺术向度。

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达到“艺术的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表明了在资本主义中人同自身、同自己劳动的关系。

与马克思的概念相对照，艺术的异化是对异化了的存在的自觉超越。”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51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

）这种艺术的异化一直“维持和保存着矛盾——即对分化的世界、失败的可能性、未实现的希望和背叛的前提的痛苦意识。

它们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力量，揭示着在现实中被压抑和排斥的人与自然的向度。

它们的真理性在于唤起的幻想中，在于坚持创造一个留心并废除恐怖——由认识来支配——的世界。

这就是杰作之谜；它是坚持到底的悲剧，即悲剧的结束——它的不可能的解决办法。

要使人的爱和恨活跃起来，就要使那种意味着失败、顺从和死亡的东西活跃起来”

。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51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

）

在王安忆的精神超越的作品中，我们找到了那种接近于“艺术的异化”

的东西——心灵乌托邦的构筑与栖居。

她在小说集《乌托邦诗篇》前言中说过：“当我领略了许多可喜与不可喜的现实，抵达中年之际，却以这样的题目来作生存与思想的引渡，是不是有些虚伪？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只是，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能够援引我们，在黑夜来临时照耀我们的，只有精神的光芒。”

这种光芒在《乌托邦诗篇》中是一个朦胧的信仰与人性的温情良知的混合体，它象征了王安忆的全部精神理想和存在的意义，倾注进她发自肺腑的诗意祈祷和存在自省：“我只知道，我只知道，在一个人的心里，应当怀有一个对世界的愿望，是对世界的愿望。

……我心里充满了古典式的激情，我毫不觉得这是落伍，毫不为这难为情，我晓得这世界无论变到哪里去，人心总是古典的。”

在王安忆的精神超越之路上，浓重的焦虑之感始终包围着她。

《乌托邦诗篇》是个诗意的例外，它直接出示了一种理想情境，尽管这理想如此模糊而漂移。

在其他作品中，王安忆将超越的欲望直接诉诸令人不满的现实本身。

相对于完美而永恒的理想真实而言，现实永远是不真实的、片面的、腐朽的存在。

王安忆难耐现实的围困带给她的焦灼，以致她无暇塑造她的理想幻象，直接诉诸对现实的残缺性的认识来化解她的焦灼：

在《神圣祭坛》中，她借女教师战卡佳和诗人项五一之口揭开作家痛苦的自我意识——一个不健全的、缺少行动能力的精神痛苦的贩卖者，一个“侏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