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甚至都已经没有期望或者失望的感觉了。

当时竟又想起那句话，考官喜欢底子好的白纸。

好吧，她不是。

她只是一张被拙劣地恶作剧般地涂鸦过的，揉皱了展平，再揉皱再展平，如此重复一百遍的废纸。

那天，她离开网吧，没回招待所，漫无目的地走，走完一条路，随便拐个弯，再走上另一条路。

最后停下，是因为发现自己竟然走到了高架路上，身边车流呼啸而过，驾车人隔着车窗对她投来诧异的一瞥。

她却没什么反应，转身挨着栏杆，在那里站了很久，望着下面的街道、建筑、来来往往的人和车，想到很远很远的事，甚至远到她出生之前。

父母原本都是工人，凭一点文艺特长进了文化宫的职工剧团。

母亲跳舞，父亲吹萨克斯风。

团里演出，或者办交谊舞会，总是他俩搭档，一来二去认识了，睡到一起，有了孩子，又结了婚。

九几年，父亲出国。

当时她还不记事，后来听人家讲，仿佛是因为一个女人，总归是因为一个女人。

也是在那几年，上面的拨款没有了，文化宫越来越没落。

有本事的人渐渐走光，剩下的开始办培训班，教跳舞，教乐器，但也都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老师，只能赚点小钱。

母亲吴绮从前自己跳舞，后来教别人跳舞，没学生的时候又学了化妆，到处接些零碎工作，演艺这个行当里的人也认得几个，总觉得自己算是有些门路的，踮踮脚就能把女儿托上去。

于是，有机会就塞她去拍广告，各种剧里跑龙套，还有文艺晚会上的演出。

演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台下领导穿大衣羽绒服，演出的孩子穿吊带薄纱裙，软底舞鞋，甚至光着脚。

会场总是很大，舞台上几乎没有空调。

耀目的灯光照下来，倒是也不觉得冷。

每个孩子都努力笑得很甜，希冀摄像机镜头扫到她们的时候能多停留一秒钟。

但总是差一点，永远差那么一点。

9岁，她开始学拉丁。

因为练习、比赛、考试，她上学总请假，甚至连班上同学的名字都叫不全。

学校老师看不惯，认为不该让孩子荒废学业，而且还是跳这种性暗示明显的舞蹈。

其实，吴绮让她学拉丁，只是因为自己就能教。

每一天，每一夜，练功房里，她在前面跳，母亲在后面演示。

整面墙的镜子，照出一大一小那么相似的两个人。

便携式音箱传出舞曲，旁边就是节拍器，一下，一下，一下，把旋律分割成无数碎块，彼此之间似乎毫无关系。

她甚至可以看见那座音乐的塔，正被一把隐形的刀切开。

刀刃锋利，如若无物。

塔的结构忽然变得松散，破裂，跌落，四散，消失。

10岁到12岁，母亲送她参加了三年小艺考。

从上舞到南艺，再到北舞附中，她都考过。

第一次坐飞机，就是从上海到北京。